一个民族的强壮与否在于它吃的是什么，我们要想发展首先就要保障食品。在食品这一块让消费者寒了心，我们还能拿什么去竞争发展！
深圳的蔬菜除了一部分由外地输入，还有一部分由深圳本地的蔬菜基地提供。从1987年开始，深圳就组织实施无公害蔬菜系统工程建设，2001年被国家农业部列为4个无公害农产品试点城市。截止到2009年，深圳已建成171个蔬菜生产基地。
在食品事件频频爆出的当下，这些蔬菜是否真的无公害，是否达标，自然就成了市民为关心的问题。虽然，深圳为此设置了严格的保障措施，它们在上市前要过“三关”,包括生产基地选址关、种植过程无害化关、蔬菜残留毒物检测关。但是，民以食为天，食以为重，防止不合格的蔬菜乘虚而入，还需要建立更严格的标准与监管标准。
去年的大运是一届创新的大运，其中也包括食品管理方面的创新。“零断供”、“零事故”和“零投诉”,深圳之所以能够确保大运食品保障的万无一失，得益于构建了全新的监督体系。以负责监管大运村中央厨房的保障团队为例，推行了岗位例会制度、岗位之间无缝交接班制度，建立了从原料入库、过程监管、成品入库、成品检验、装车封签以及发货的全过程监督机制……正是这些有力的监管举措，将食品问题挡在了门外。
我们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事在人为，只要措施到位，监管到位，责任到位，屡屡沦陷的食品问题并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那么，作为重要的大运制度成果，如何将由此积累的相关监管经验进一步制度化，在后大运时代惠及更多市民，值得总结与思考。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设问是：城市的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城市竞争力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显然，食品也是重要的城市竞争力。试想，一个城市科技再发达，财力再雄厚，街道再漂亮，但如果连起码的食品都没有保障，让人焦灼与失望，又哪来的魅力，哪来的竞争力？或者说，食品会成为一块短板，直接决定城市的竞争力高度。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看，深圳有必要取法乎上，以更高的化标准为参照，建立起自己的食品屏障。比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到香港去“打酱油”?为什么在香港不用担心吃到破皮鞋制成的果冻和老酸奶？这是因为香港有着一整套成熟的监管体系，包括透明的食品信息通报制度，食环署下辖的食物中心在成立之初就采用了食物机关所倡导的风险分析评估机制，等等。这些对我们也不无借鉴。
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而幸福往往可以被一棵带着泥土气息的无污染蔬菜所注释。市民有不被问题食品伤害的权利，有免于食品焦虑的权利。晶报愿意通过这一组关注深圳蔬菜的报道，与城市一起，与市民一起，来提高深圳的食品刻度。
试想，一个城市科技再发达，财力再雄厚，街道再漂亮，但如果连起码的食品都没有保障，让人焦灼与失望，又哪来的魅力，哪来的竞争力？